我数年前曾沿西线去云贵高原，列车入川以后已是不见天日满目葱茏，同行的老皮一路酣睡，我却被藏族姑娘卓玛嘹亢的歌声所吸引，卓玛着民族服装面庞微黑牙齿洁白两眸透亮，歌唱时略有羞意而又不显拘泥，她的母亲在一旁不住的鼓励她而赢得了旅客的阵阵掌声。后来我们在西双版纳梅里雪山及剑川石窟都看到了姑娘的影子，西双版纳的落英缤纷梅里雪山飞舞的经幡剑川石窟对人性的膜拜让我如醉如痴不能自抑，这样的感觉在我的家乡豫东的早春也曾有过，一早起来穿过漫天的槐花来到麦田或河畔会让耳目清新心灵飘香，偶尔不知从何处传来断续的钟声能骤然击碎尘世的思绪和嗜望。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其文化的通感让我倍感惊诧，这种情愫一直折磨我多年而无法倾诉，直到有一天在宽敞的展厅里看见了海涛先生的作品，才在恰如其分的表达中倍感到了亲切和如释重负。就是这样，情景交融，互为生发。

　　其实引发对象感动的在形式以外有着更深层次的相互观照，因为任何一个艺术家所要表达的形式都脱离不了其自身的精神内核和审美趋向，这与形式是否空洞苍白饱满生动高低虚实没有直接关系，就像一个生命体在体验生命的旅程中有别于其他个体的特质一样。所以海涛先生无论是花鸟或者人物从中传递的信息的精神内核仍是一个主题。譬如花鸟，其形式的唯美是流淌在对整个画面的气质营造的范围之内的。如果说表现形式打动了对象倒不如说整个画面的气质征服了对象，只所以这样一波三折是画家别有用心或是水到渠成我们不得而知，但可能只是在多看一眼抑或最后的一瞥中发现了画家真正想要表达的东西，此时的感动无疑已远远超越于形式美带来的视觉冲击之上而被彻底征服了。

　　我们从一系列的作品中可以印证海涛先生这种别有用心的介于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表达。单就形式而言，其造型的准确和线条的生动在技法的范畴内已毋庸直言，色彩的搭配空间的营构亦趋于合理和适中，技法的谙熟凸显出其深厚的素描基础及造型能力。也就是说在平面的处理及诸多理性的客观表达上画家是相当成功的。再就是对物象的捕捉后发酵升华的非理性阶段，用唯美的表达方式生成画面让人看上去整体素净而极具深刻的内涵，尤其是背景的营造，抽象手法的运用只不过是画家不愿意用形式过多的干扰内在主体，从而隐现了海涛先生把妙不可言的心机表达的淋漓尽致的愿望，让人尤为叹服。这使得好的形式在承担表达主体精神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凸显无疑。你可以有着天才般的才情和超人的感觉，但离开了适合的形式的表达我们什么都不是，剩下的只有苍白的裸露的灵魂尴尬的阵列在广众之下。

　　在唯美形式的背后，我们不能不关注一个精神主体内在的发酵和生成，不能不了解海涛先生的精神个性及其对本身生命体及世界的认识和思考，因为与我个人而言一直肯定康定斯基的认识：内在需要是比形式更重要的，第一重要的东西，对形式的选择完全取决于内在的需要。我们从画面的欣赏中有充分的理由说明海涛先生这种内在需要的丰富性（含有痛苦和愉悦成分的心里活动）。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其创作前心境是宁静和自信的。当对思想及世界的认识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和广度以及对表达方式烂熟于心的同时，画家应是异常的冷静而近乎心手合一的。从海涛先生的画面中尤其是人物画面中这种内在潜质的升华冲击让对象感受的最为深刻。但画家想要表达怎样的精神世界我们只限于猜猜。是极度的宁静，还是繁华尖叫背后人性的张扬，是社会变革时期审美的痛苦，还是湖畔诗人愉适的浪漫。不管怎样不能不说画家的精神生活已进入了高层次的人性化观照，即便是莫名其妙，即便是在现实和虚无间趑趄，但毕竟认真的去思考去实践了，且在前人几乎把形式用的几近枯竭之时海涛先生找到了恰适的路径，抑或这就是画家的光明境界。其实艺术家的精神活动是每个生命体所隐藏或淹没后的精神活动的重现，是对朴素人性的内在活动的挖掘和加强，这也是海涛先生闪光的地方，如没有了这一点都只能沦为空洞和虚伪而于艺术毫无相干。也许有一天，马路上匆匆的行人终于看到了你中的我和我中的你，才知道互为感动原本是那样的简单和赤裸，才知道人性的亮点与美的需求原本是那样的统一和互生。